深圳华创电子逐步走上正轨，王钦却无法长期滞留于此。他还是一个学生，浙大的学业不能荒废，杭州的“求是电子”也需要他回去掌控大局。
他必须开始扮演“双城记”的角色。
他将深圳的日常管理重任交给了郭强。郭强虽然不懂高深技术，但执行力强，认真负责，管理生产环节绰绰有余。技术难题则通过电话和信件向王钦远程请教。王钦为他制定了严格的生产流程和质检标准，要求他务必严格执行。
同时，他让柳明月帮忙，从浙大电子系招聘了一名应届毕业生（愿意来特区闯荡的），派驻深圳担任技术员，辅助郭强，也负责与香港的技术对接。
安排好这一切，王钦匆匆返回杭州。
回到浙大，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补课和期末考试中。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他硬是在短时间内赶上了进度，考试成绩居然还名列前茅，让老师和同学惊叹不已。
考完试，他立刻扎进“求是电子”。吴建国将公司打理得不错，收音机生意虽然竞争加剧，但凭借已有的口碑和稳定的质量，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利润。王钦肯定了吴建国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
王清醒地认识到，收音机市场的红利期不会太长。他提出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优化现有产品，降低成本，维持市场份额；二是投入研发新产品——便携式录音机。当时录音机市场正在兴起，利润更高。
他将研发任务交给了吴建国和技术团队，自己则负责总体规划和核心电路设计。
另一方面，他与校办工厂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由于他大部分精力转向深圳，杭州这边的业务比重下降，校办工厂有些微词。王钦亲自与厂领导谈判，最终达成新协议：校办工厂增加投资，占有“求是电子”更多股份，并获得录音机项目的部分收益，而王钦则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将利润投向深圳的默许。
稳定了杭州大局后，王钦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沟通南北上。
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实际上是火车硬座常客），频繁往返于杭州、深圳和东北之间。
在东北，他听取了赵大军的详细汇报。公司运营平稳，孙卫东改造良好，还在努力工作还债。王钦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肯定了大家的成绩，公布了深圳设厂的好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再次强调了管理和制度的重要性，并提拔了两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进入管理层。
他还亲自拜访了机械厂的付厂长和街道王主任，送上了从深圳带回来的电子计算器作为礼物，巩固了关系。付厂长对王钦在特区搞厂的事情惊叹不已，表示会给予更多支持。
利用东北的资源和渠道，王钦开始为深圳华创电子采购一些内地性价比更高的原材料和普通元器件，通过铁路发往深圳，进一步降低成本。
每一次风尘仆仆的归来，他都能带来新的信息、订单和资源，推动着三地业务缓慢却坚定地向前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林晓霞和柳明月这两个女性，与他保持着不同方式的联系。
林晓霞的信总是很准时，内容主要是汇报东北公司的账目和家里情况，语言朴实，偶尔会流露一丝淡淡的牵挂。王钦的回信也是言简意赅，多是工作和叮嘱，偶尔会寄一些南方的特产回去。两人之间，是一种沉淀下来的、带着距离的温情。
柳明月则不同。她在杭州，帮王钦处理了很多事务，两人经常需要见面讨论工作。她思维敏捷，眼光独到，总能给王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他们的交流更多的是智力层面的碰撞和欣赏。柳明月似乎已经放下了之前的情感期待，但偶尔的眼神交汇，还是能让人感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情愫。
王钦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平衡。他知道，现阶段，事业才是最重要的。
高强度、快节奏的双城甚至三城生活，极大地消耗着王钦的精力，但也飞速地提升着他的能力。他需要同时应对学习、技术、生产、管理、销售、政府关系、资本运作等各种挑战，逼迫他快速成长为一个全能型选手。
1981年的春节，王钦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刚刚处理完深圳的一批紧急订单，正在赶回东北过年的路上。
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浑浊。王钦靠窗坐着，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虽然疲惫，但内心却无比充实。
南北呼应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东北是根据地和大后方，提供资源和部分资金；杭州是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中心，同时维持现金流；深圳是前沿阵地和未来希望，探索新技术和新模式。
尽管困难重重，但他已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他知道，当改革的春风更加猛烈地吹拂这片土地时，他将拥有比别人更有利的起跑位置。
短暂的休整之后，将是更广阔的天地。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未来——那个由电子技术引领的、即将爆发的信息时代。